一、上古时代，我国华夏族建国于黄河流域一带，以为居天下之中，故称中国。指的是以成周（今河南洛阳）为中心的一小片区域

何尊的内底上，有一篇12行122字的铭文，讲述了周成王在成周营建都城、祭祀、向大臣训话的事情。周王赏赐了一个名叫“何”的贵族，何感激涕零，做了这件青铜器以志纪念，器物因此得名“何尊”。

何尊最为引人注目的地方是，在铭文中第一次出现了“中国”一词：

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民。”

大意就是武王克商后祭告老天爷，说：“我将居住在中国，自此治理民政。”

当然，周武王口中的“中国”含义肯定不同于现在代表我们祖国的“中国”。在整个先秦时期，“中国”一词的内涵，都在随着语境的不同而不断变化，远不像今天这样，有一个大家公认的含义。

二、指京师。

它可能指的是首都，天子居住的城池。《诗经·大雅·民劳》载“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惠此京师，以绥四国”。以中国和京师互称，正好说明它们俩含义相同。

三、它还可能指诸侯国的国都。

春秋时期的鲁国，鲁昭公在位时期发生了内乱，掌握实权的季孙氏扬言“中国不存公”，不让鲁昭公待在国都，导致鲁昭公回不了家，去世前几年一直在各地流窜。

四、它还可以与“四夷”相对，指代地处中原的所有国家。

孟子曾经说：战国时期的楚国有个叫陈良的学霸，以周公和孔子为偶像，一心想投奔儒家学派，便“北学于中国”，渡过长江，到中原留学了。

既然“中国”这个词在先秦是如此的多变，我们只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何尊铭文的内容推断，铭文上的“中国”指的是以成周（今河南洛阳）为中心的一小片区域，面积肯定比现在我们祖国的领土要小很多。

五、在中原地区建立的中央集权的、以汉族为主体经济、以儒家文化为中心的国度。

但是这并没有使何尊铭文的重要意义减弱一丝一毫——毕竟，“中国”的名号，是在何尊铭文里第一次出现的。

那么“中国”这个词什么时候被附加上了政治和文化的属性呢？这还要等到汉代乃至再往后。

出土于尼雅遗址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护膊，以及之后出土的“讨南羌”残片，恰巧与《汉书·赵充国传》中一个故事的情节相似，让我们能够认识到汉朝人是如何看待“中国”这个词的。

西汉宣帝神爵元年，汉宣帝命令70多岁的老将赵充国去征讨羌人。由于对羌人的情况不了解，赵充国采取了持兵缓进的策略，稳扎稳打，没有直接跟羌人正面作战。

但年轻的宣帝迟迟没有接到胜利的消息，很不高兴，下诏书催促赵充国：最近朕命人夜观天象，发现五星出东方，这是大好的兆头！有这祥瑞加持你还磨蹭什么？赶快前进去跟羌人战斗啊！

“今五星出东方，中国大利，蛮夷大败……用兵深入敢战者吉，弗敢战者凶……万下必全，勿复有疑。”

显然，宣帝在这封诏书里直接把自己治下这个庞大的帝国视为“中国”，强调的更多是社会、政治、军事上的意义，没有再去考虑什么中原、首都之类的。

皇帝都这么想了，汉代王公大臣乃至普通老百姓的想法也和皇帝差不多：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待的地方就是中国！

“中国”的概念在两汉初步形成以后，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得以发展。当时，由于多民族文化的碰撞交流，人们对“中国”的文化含义，理解更加深入了：一个地区，无论位置在哪里，如果文化达到了一定的标准、水平，能够辨识出来是我们熟悉的中华文化，就可以被认为是“中国”，那个地方的人也就是“中国人”。

由于中华文化本身的厚重底蕴和“中国”这一词的包容特质，此后历朝历代的人民，无不对“中国”这个名字充满了自豪感，以自己是中国人为骄傲。

“中国”一词，从西周初期出现至今，已经有三千多年的历史。

尽管从古至今，“中国”表达的含义时有变化，与现在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的“中国”并不完全相同，但它们承载的文化内涵，可以说是一以贯之，并且还在不断深化。

六、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现当代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