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把我送进了神经病院，他们走了。
      送我来的有我的领导，我的同事，还有我的妻子。
      其实我心里明白着呢，什么都知道。我下车时还使劲告诉他们我没有疯，我比你们谁都明白。可他们却笑：看看这疯子，疯成这样了，还说什么都明白。领导和同事说我疯了，我也就认了，最可气的就是妻子也明明白白地说我疯了。
      不就是那么几件事嘛，怎么就能判定我疯了呢？
      那天，天灰蒙蒙的，气压又低，空气湿度也大，心里烦燥不安，我没好气地诅咒这鬼天气。当时领导在场，领导偏偏说，今天阳光灿烂，温度适宜，是一个出游的好日子。我当时就笑了，说领导真能开玩笑，领导说我有心里障碍，把这么好的天气硬说成是灰蒙蒙的鬼天气；还指着我的几个同事问，今天是不是阳光灿烂，我的同事都异口同声地说：领导说得对极了，阳光灿烂！阳光灿烂！结果，领导笑了，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就带着刚分来的大学生王小姐野游去了。
      我想，在领导的心里一定阳光灿烂，温度适宜。
      我苦笑了一下，同事们都用异样的目光看着我。
      我们的办公楼后面正盖家属楼。
      那天，我看见建筑公司老板刚从领导家出来，家属楼的大梁就有点倾斜，工人们还在梁上一层一层地往高垒墙，越垒斜度越大。我担心出事故，赶快和同事们说，家属楼要出问题了，我看见已经严重倾斜了。同事们没有一个搭理我的，都低着头干自己的事。我着急，又敲开负责建筑的科长办公室，说家属楼要出问题了，我已看见倾斜了。科长说我大脑出了问题；没办法，我又闯进了领导的办公室，对领导说家属楼要出问题了，我看见倾斜了；领导看着一张报纸很长时间没说话。我十分着急，又重复了一遍：家属楼要出问题了，我看见倾斜了。领导抬起眼皮瞟了我一眼，只从嘴角滑出了“有毛病”三个字就又继续看报了。中午回家后，我把家属楼的事和妻子说了，没想到妻子也说我有毛病。
      他们正式开始怀疑我疯了，还是老丈人通过他的文友给我的领导传了个话，送他三万元，请他关照关照，领导答应让我当副科长。我知道后，十分生气，我要凭我的能力得到重用、提拔，于是在办公室大骂我的老丈人和我的领导，最后还上升到了原则、党性、红色江山的大问题上来。同事们没有一个和我答话的，我骂了几句只好停下。后来，老丈人让妻子带我到精神病院看病，我说我没病，他们非要说我有病不可；领导也说我有病，领导让财务科开了一张支票交给妻子，妻子就要带我离开单位，我说还没到下班时间呢，妻子说你病了，提前走吧。我说我的确没病，领导和同事都说我确实病了，先跟着妻子回去再说。
      我和妻子挤在一辆公共汽车上，突然看见一个小偷正拿着刀子割一个小姐的包，于是我大喊一声：小偷，抓小偷。
      车上的人都低头看了看自己的包，用手往紧按了按，再也没有了任何反映，我对着司机喊：停车，车上有小偷。
      车继续向前开，车上的人都说：神经病！就连被割包的小姐也在到站下车时甩出了一句“神经病”，车上的人们都向我投来了鄙夷的目光，妻子低声对我说：你还说你没病，这不是神经病的表现又是什么？
      妻子硬把我拉到精神病院，医生看了看我问妻子，有单位吗？妻子说有，医生又问单位效益好吗？妻子说是行政单位。医生说那好，住院吧。
我就办理了住院手续。
      第二天，领导和同事用单位的小车把我送进了精神病院，财务科长给医生留了一张支票以后，他们全都走了。
      我进了精神病院，成了个疯子。
      可我心里明白着呢。

      原载《鹿鸣》2003年第6期
     澳大利亚《文友》总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