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雨水长，草好。

我家的猪喂得膘肥体壮，可把母亲高兴坏了，算计着一过小雪就能杀，卖多少，自己留多少，来年的光景保准好过。

听说蒜薹梁公社要唱戏，三乡五里的人们都在琢磨着看戏的事儿，当然，也有不少人想利用唱戏的机会去赚点钱。

就在开唱的前一天夜里，红叔半夜里拉肚子，出去借着月色看见几个人鬼鬼祟祟抬着一个啥东西正往村外走，红叔以为有人偷生产队的东西，顾不得肚子疼痛，大喊一声就追了过去，那几个家伙只好扔下东西拔腿就跑，等红叔赶上去，贼已经逃之夭夭，留下来的却是一头已经捅死了的死猪，从死猪的个头和毛色看，红叔知道是我家的那头猪。

贼跑了，可猪已经被捅死了。

母亲哭得眼睛都肿了，父亲低着头，蹲在地上一个劲地抽烟。

还好，一大早，红叔就招呼了村里的几个人，帮我们取下门板架在烧好的开水锅上，又把死猪抬上去，舀上滚烫滚烫的开水一瓢一瓢往猪身上浇，然后用一块浮石使劲擦，那是在蜕猪毛。

父亲抽完一袋烟又一袋烟，母亲坐在炕上一把又一把地摸眼泪。

村里的夏天是不杀猪的，猪肉没地方放。谁家因为意外杀了猪或羊，肉只能先借给别人家吃，等到冬天再还回来。我们村全村上下只有15户人家，每家借2斤肉也不过30斤，再说，时不时，节不节的，谁家还肯吃肉呢？父亲犯了愁，这百十来斤肉，大热天的，怎么办呢？开剥完了就得赶快处理，不然，两天工夫全成了臭肉。

父亲和红叔一商量，决定去蒜薹梁公社赶戏场卖一次炖猪肉，这样，或许损失还能小一点。

父亲和红叔带着我，用毛驴驮着猪肉还有锅碗筷之类的东西去蒜薹梁公社赶场。

学校正好放暑假，红叔通过熟人在公社小学校借了一间教室，我们把课桌堆在了教室的后面，在窗户前垒了两个简易灶，父亲亲自炖肉。不到一个小时，微风轻轻吹过，飘散了一戏场的肉香味，一会儿，就有不少看戏的男男女女过来捧场，好多不买的，也想站在跟前闻闻香味。红叔推开教室的窗户，把父亲已经用碗舀好的炖肉摆在了窗台上，扯着嗓子喊：炖肉——四毛钱一碗；炖肉，四毛一碗——

下午，戏还没有开，一个公社干部就拿着小盆要买两碗肉，这一下给我们的炖肉摊子添了不少荣耀，父亲满满当当地盛了两碗倒在他的小盆里，公社干部双手端着小盆，左右摇晃了摇晃，盆里的肉就凹下去不少，他又伸过小盆，父亲再给他加了一些，干部左手端着盆，腾出右手，用两个指头捏了一块肉放在嘴里，边嚼边说：炖得不错，炖得还不错！

咽下去后从中山装的上衣口袋里摸出一个印有蒜薹梁公社的牛皮纸信封袋，握着信封的底部，问红叔谁收钱？

红叔用手挡住了公社干部握着信封的手说：哪能要您的钱，您能吃我们的炖肉就是看得起我们。

公社干部和红叔推让了一番，最后还是没收他的钱。

红叔说那是蒜薹梁公社的副书记，有他罩着，我们在这里不会有人欺负的。

果真，我们卖了三天肉，没有一个地面上的人为难过我们。

副书记端了一盆肉，穿过戏台前送回了家，边走边还捏几块肉吃，惹得人们直流口水，耐不住馋的年青人都顺着香味来到了小学校我们的炖肉铺子前解馋。

第三天中午还不到，我们的炖猪肉基本卖完了，红叔开始收拾东西，我看着锅里剩下的几块肉，口水一口接一口地往肚里咽，心想，父亲和红叔怎么也能让我吃一块吧，哪怕是一小块块也好。

我的两只眼睛盯着锅底正在发愣，一个穿工作服的人，两手还沾满了黑乎乎的机油，问父亲再有没有炖肉了，父亲说：不够一碗，你给一毛五分钱吧，那人说：一毛吧。父亲用勺子舀起来颠了颠，最后说：行！一毛就一毛吧。

父亲让我收了钱，他把锅底的那些肉全部舀进了那个人的碗里。

我看了看锅里，嘴里的口水立刻就干了。

我数了数钱，一共是六十九块三毛钱。父亲笑了，这是几天来我第一次看见父亲的笑容。

回家后，我把六十九块三毛钱如数交给母亲，母亲也笑了，直笑得挤出几滴眼泪来。父亲从那一沓钱里数了五块钱塞给红叔，红叔说什么都不要，直到父亲最后生了气，红叔才从里面数了五毛钱装起来，说那就少要一点吧。

第二天，公社来了人。说父亲赶戏场卖炖肉是投机倒把行为，他们要割资本主义的尾巴。

母亲把还没有暖和了的只剩下六十八块八毛钱全部交给了公社干部，公社干部数了数，说还差五毛钱，母亲实在拿不出来，父亲只好给公社干部打了一个五毛钱的欠条。

这笔债务一直让父亲背了好多个年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