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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说这是一种病。我承认。 病发的时候，是在深秋的傍晚。窗外下着雨，那种不大不小、不急不慢的雨，打在梧桐叶上，沙沙的，像是有人在很远的地方翻着一本永远翻不完的书。我坐在窗前，抱着那把老吉他，随手拨了几个和弦。G弦有点跑调了，但我懒得去调——有时候，跑调的G弦反而更合心境。 吉他是一件奇怪的东西。你说它有什么用呢？它不能盖房子，不能煮饭，不能治病救人。但它会在某个黄昏，在你指尖碰触钢弦的一刹那，把一种说不清的情绪从胸口拽出来，变成实实在在的声音。那声音在房间里转一圈，撞上墙壁，又回到你耳朵里，竟然比心里原本的情绪还要动人一些——大概是走了这一段路，沾染了空气和尘埃的缘故。 我想起前些日子去山里。不是什么名山，地图上连名字都标得很小很小。山路是石板的，石板缝里长着青苔，青苔上落着不知名的白色小花。我蹲下来看了很久。同行的朋友问我：这有什么好看的？我说不上来。就是觉得好看。那种白，不是纸的白，不是雪的白，是带着一点潮湿的、怯生生的白，像是刚学会说话的孩子第一次叫妈妈，声音小小的，却让人心里一软。 朋友摇摇头，走了。他觉得我无可救药。 也许是吧。 历史也是一种病。我喜欢读那些故纸堆里的东西，读一个朝代的兴衰，读一个人的起落。读到动情处，会对着书页发呆，仿佛能看见长安城里的月亮、汴河上的船帆、或者某个不知名的文人在贬谪路上写下的半首诗。这些东西于今何益呢？那些死去的人，那些消失的城市，那些被时间碾成粉末的故事——它们不能帮我升职，不能帮我赚钱，甚至不能帮我修好那把跑调的吉他。 但我总觉得，它们是有用的。只是那种“有用”，不在人间通用的账簿上。 就像沈复在《浮生六记》里写他妻子芸娘，两人在萧爽楼里，没有锦衣玉食，却把日子过成了诗。他们用旧竹帘做屏风，用扁豆和竹枝搭出遮阳的架子，在月光下喝酒，在荷花芯里放茶叶，第二天取出来泡水喝。这些事情，在世俗的眼光里，哪一件是有用的呢？但正是这些“无用”的事，让两百多年后的我们读到时，心里还会泛起一种温暖的羡慕。 文学恐怕是最无用的一种病。花那么多时间，读一些并不存在的人和事，为虚构的悲欢流泪，为纸上的名字牵肠挂肚。我书房里的书越堆越高，妻子说这些书以后怎么办。我说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它们像是我生命里一种不能变现的积蓄，沉甸甸的，却换不来任何实际的东西。 但我想起博尔赫斯说过，他想象的天堂就是图书馆的样子。我也想象过天堂的样子，大概是在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有一把音色温暖的吉他，几本永远读不完的书，和一个可以慢慢消磨的黄昏。你看，连天堂都是“无用”的。如果天堂里还要上班打卡、还要计较得失、还要计算每一分钟的价值，那还叫什么天堂呢？ 所以我想，也许不是我有病，是这个时代把“有用”定义得太窄了。它只认钱、认效率、认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果。而那些不能立刻变现的东西——一首诗的温度、一段历史的厚度、一座山的沉默、一个和弦的余音——都被划进了“无用”的范畴，被贴上“文青病”的标签。 我承认我有病。我甘心认领这个病。 前几天晚上，我坐在阳台上弹吉他，弹的是那首老掉牙的《爱的罗曼史》。旋律很简单，简单到有些俗气。但弹到最后，我把眼睛闭上了，手指还在继续。夜风从窗口吹进来，带着桂花将谢未谢时最后的香气。那一刻我忽然觉得，人生所有的“有用”加在一起，也不如这个无用的瞬间重。 重得刚好压在心上，让人踏实。